杨春霞与王洪文

金秋十月，打倒“四人帮”，神州上下一片欢腾，全国人民都在庆祝大快人心事。不久，1976年11月，杨春霞莫名其妙地被关进了“学习班”，组织上要隔离审查她。社会上那些捕风捉影的谣言，也就在这个时候甚嚣尘上，一下子兴起来了，到处都在流传。

杨春霞

有人戴有色眼镜审视杨春霞，大有不挖出她与“四人帮”之间如何勾结的材料，绝不收兵的架势。杨春霞成了政治运动不分青红皂白的牺牲品。后来在所谓的反省中，她也想开了——谁叫她自己当初那么红呢？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出头的椽子先烂。这些老生常谈的道理，她应该早就明白了呀。那些不知究里的局外人，对她作出种种假设和推测，好象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。

如果说，人们铺天盖地谩骂些难以入耳的脏话，甚至将唾沫当面吐到她脸上，杨春霞尚能承受的话，那么眼看着无辜牵连到正上小学的宝贝儿子及耿直的丈夫，则使杨春霞忍无可忍欲罢不能了。

“那三年，精神被折磨得差点到了崩溃边缘。”她对此记忆犹新，难以释怀。

丈夫带儿子在街边小吃摊上买早点，就有认识他的人阴阳怪气地哼唱道：“这个女人不寻常……”丈夫心中有数听得出来，这分明是指桑骂槐，拐着弯恶意诅咒自己的爱妻；年幼的小儿子日子也不好过，在学校里经常被不懂事的同学欺辱道：“你神气什么？你妈杨春霞她和王洪文……”

孩子纯净的心灵蒙上一层驱之不散的阴影，当母亲的杨春霞惟一能做到的是，只有把他紧紧搂抱在怀里，用流不尽的泪水来化解委屈、舒缓心中郁闷，期冀能早日洗刷不白之冤。

“我从未单独见过王洪文，与他说过一句话，更没被他召见过。他妈的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！”谈起这档事，杨春霞在平静中仍然对当年别有用心人的无端伤害，表示切齿痛恨。由唱“国粹”的文雅口中崩出“国骂”，我十分理解她此时此刻之忿懑，那也是一种痛快淋漓的情绪渲泄。

我们的交谈相当融洽，并不因初次相见而显得些许生分，所以，我也就毫无顾忌地求证道：“当时都传疯了，说您爱人是扮演叛徒温其久的演员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“不是不是”，杨春霞一口否决，“我丈夫林鑫涛是剧团里的琴师。”

喝了几口茶水，润了润嗓子，她继续聊起被我打断的话题。

“其实，每一次接见，都是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大场面。记得在一次演出结束后，我们演职人员谢了幕，在台上站成数排，包括王洪文在内的当时领导从右侧走上台来，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，他们只与前排的主要演员从右到左 一个个握手致意。王是副主席，在这种场合并不多言语。轮到我，也习以为常礼节性地握个手、过下场，最后顶多合个影照个相什么的就算完事大吉。就这么点事儿，传到社会上怎么竟成了我与他……”

话说到这儿，杨春霞戛然而止，无奈地摇摇头，苦涩中凄然一笑：“人言可畏呵”。

无限期的审查甄别终于熬到尽头，“不冤枉一个好人”的政策也落实到了她头上，不但还了她清白，还被调至中国京剧院一团。遗憾的却是做了一点保留——暂不准在舞台上出场。有心的观众还是从北京电视屏幕上再次看到复出后的杨春霞，她不再是《杜鹃山》中的代表柯湘，而是《凤还巢》中的程雪娥。“这出《凤还巢》戏是1976年初摄制的，可是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情，搞得神秘兮兮。也还好，不知不为过嘛。

否则，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非常时期，误念一句台词也可能就犯下政治大错，被打入冷宫，永世不得翻身。直到79年底，我才在北京人民剧场正式出山亮相，演的是《望江亭》中的谭记儿一角。掌声和着叫好的喝彩声此起彼伏，不断地响起，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。闭幕后，领导人陆续上台与演员握手合影留念。说句实在话，我心里忐忑不安，有些神经质地害怕了，真的。”

我由衷地发出会心的微笑，杨春霞显然意识到了什么，跟着而笑。她笑得是那么开怀，爽朗的笑声在不大的房间里萦绕回荡许久。仿佛在这种无拘束的状态下，我才敢凝神注视近在咫尺的杨春霞女士。她穿着海篮色高领羊毛衫，那风韵犹存似不减当年丰采的形象魅力，依旧在她身上散发。多少心酸往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在告别时，我诚挚地祝愿她能永葆焕发出的艺术青春，为全国厚爱她的亿万观众，带来更多的美的享受。

十六年弹指一挥间。这次难忘的采访也使我更加关注她的行踪。前不久，我还在央视《同一首歌》和“心连心”艺术团走访红色革命老区的慰问演出，以及商业庆典活动中，看见她熟悉的身影，听到她底色宏亮的唱腔。掐指算来，当年的“柯湘”已经是年过六旬的老妪了。时光如白驹过隙，无情的岁月真是冷酷不敌，难以抗拒呵。